一九六四年夏天，我从广东回青岛探亲，顺道去北京看望了阔别三年的大哥。大哥来车站接我，他依然英俊帅气，一米八五高大挺拔的身材，身着威武的*装，气宇轩昂地站在人群里。
坐在大哥家不足十平方米的书房里，大哥递给我一本厚厚的书，脸上的表情沉重而无奈，我低头看去，封面赫然几个大字“批判右派王中”，心中一阵颤抖：“怎么还在批斗表叔呀？他不是已经摘帽了吗？”大哥慢慢坐了下来，叹息道：“表叔是多年的右派，批斗了这么多年，一直在下放劳动，年过半百的老人还要应付沉重的体力劳动，真是难为他了。”夜深了，我倚靠在床头上，心情复杂地翻阅着那本厚厚的书，表叔那张既清晰又模糊的脸庞不时浮现在眼前。
王中（资料照片）
表叔既是父亲的表弟，也是我的二姨夫，母亲姊妹二人，嫁给了父亲和表叔。我们家籍贯山东高密，表叔原名单勣，笔名张德功。一九三五年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，一九三六年参加抗日民族先锋队。一九四〇年后主要从事新闻工作，曾任《农民报》总编辑、《鲁中日报》总编辑，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编辑部主任、《新民主报》编辑部主任。一九四九年五月到上海工作。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七年任复旦大学党委常委、新闻系主任。一九五七年，他一次发言中的观点被视为“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原则分歧”，并被定性为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。泰山压顶，他始终拒绝承认理论上的错误，一九五八年初被划为“极右分子”，开除党籍、撤销原职务、降低待遇，负责刷厕所、扫地等工作。
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慢慢流了下来，此刻，对父母和亲人的思念越来越强烈，往事不断涌现在眼前，表叔的音容笑貌也越发清晰起来。
表叔的个子不高，身材瘦削精干，皮肤黝黑，那双细细的眼睛总是神采奕奕，目光温和而坚毅。他的头发乌黑浓密，在头顶蓬勃地舒展着，浑身散发着干练的气质。一九五六年，我11岁那年他来青岛海洋大学演讲，匆匆忙忙来家里做客，还特意央求母亲为他做家乡高密的特色炸酱手擀面，他吃得心满意足后给我们留下演讲的门票。父亲带我去了，小礼堂里人山人海，连窗口也坐满了人，根本没有立足的地方，父亲和我悻悻离去，甚是遗憾。仅一年多之后，我惊讶地在报纸上看到表叔被打成右派的消息。这一去就是数载，但我一直深信父亲的话，表叔是一个敢讲真话的硬汉，是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。
那个时期，二姨很少来信，生活艰辛不易，却又充满着惊喜和希望。二姨和表叔的两个儿子自幼天资聪慧过人、学业优异，他们参加高考大家想到他们父亲的问题，都忧心忡忡，然而最终竟相继金榜题名，这让我的父亲喜极而泣。一九五八年夏天，十八岁的二表兄考入山东地质学院，学校离我家只有几步远（青岛海洋学院鱼山路校址），从此变成了我们家的常客。第二年寒假，二表兄决定回沪过年，期盼表叔寄来船票钱，一张五等通舱船票六元五角钱，结果只寄来六元整，二表兄很恼火，任性地决定留在青岛过年，他告诉我和姐姐：“今年过年有钱花了，我带你们到中山路看通宵电影，去劈柴院喝豆腐脑吃馅饼，我们好好乐乐！”我们开心极了，把家里的壁橱床位让给他一个，我和姐姐共用一个，家里一片节日的喜庆。父亲几次劝他体恤父母的辛苦窘困，但二表兄执意不回上海。临近春节的前两天，大表兄奉表叔之命由上海匆匆赶来，接二表兄回家过年，说父母万分思念、夜不能寐。此事让我深深体会到表叔深爱儿子的慈父之情。
王中与家人
一九六一年，我离家去往外地工作，一直挂念着表叔。一次回青岛探亲时，我提出提前两天返程，乘轮船去上海看望表叔和二姨。父亲非常赞同，只是担心一件事情，这许多年过去了，表叔未曾寄来过照片，我也未曾给他寄过照片，恐怕互相认不出来。表叔回信说他会亲自来码头接我，自有相认的办法，让父亲不必挂念。
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乘坐轮船，海面波涛起伏，轮船颠簸着前行，一路上我呕吐不断，汤水不进。第二天到达上海时，几乎爬不起来。我吃力地踉跄在悬梯上，使劲睁大眼睛巡视着拥挤的人潮，期盼能凭年少时模糊的记忆找到表叔，但一阵阵晕眩令我举步维艰。突然，一个画报般大小的纸牌映入我眼帘，上面醒目地写着两个大字“蔡德”。我有些愕然，周围的人也都好奇地张望着。我强打精神害羞地奔了过去，表叔冲我笑着，并迅速收起自己高举的纸牌。他像一个胜利者，一脸得意的样子，露出抽烟变黄了的牙齿：“怎么样？大先生（我五岁时开始掌管家里的钱财，远近亲戚赐予我的雅号），你父亲信上那些担心，真是多余。”一声“大先生”把我逗乐了，这个乐观、幽默的老头还是那么亲切可爱，我仔细注视着他，他比我想象中更瘦更苍老，才五十岁出头已是满头的白发，但依然在头顶蓬勃地竖立着。他眯着眼睛笑望着我，笑容是那么纯净，一身旧蓝布衫，一双黄*胶鞋。望着表叔，我有些心酸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“回家啰！”表叔接过行李，大步流星往前走，显得格外高兴。
当时表叔家的住房暂时留了下来，一栋二层的小楼，面积不大，楼下有客厅、厨房和厕所；二楼有大小两间卧室。表兄、表妹的单位和学校离家远，平时不在家住，家里只住着表叔和二姨。他们为我们准备了简单可口的午餐后，便匆匆赶去上班，直到傍晚才回来。二姨的相貌酷似母亲，亲热地拉着我的手叙家常，劳累了一天的表叔为我们准备了一顿相当丰盛的晚餐。他亲手制作了梅菜扣肉、高密粉蒸肉和炉包，配上糯香的小米粥，他那可以媲美厨师的手艺令我刮目相看。我的父亲温柔慈祥，但从没有下过厨，更不用说做一桌这么可口的饭菜了。饭后我和表叔、二姨聊了很久，表叔谈笑风生，我看着他干瘦的双手青筋爆出，脸上纵横着密密的皱纹，心中难过，不由说道：“表叔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您如果能服软，就不用受苦煎熬这么多年了！”表叔的神情黯淡了许多，眼睛微微眯了眯，再睁大时，目光坚毅。他点燃了香烟，然后说了一句令我铭记一生的话：“求实要耐得住寂寞，做人须经得起风雨。”我望着他，昏暗的灯光下，衣衫褴褛的老人眼里依旧焕发着充满希望的光彩，他依旧是那个敢于说实话的硬汉，初心不改，坚如磐石。
家庭合影
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不能入睡，索性起身下床，随手拉开床前小木桌的抽屉，竟是一摞随意摆放的老照片。我的精神一下子提了起来，贪婪地细细翻看着，这是表叔参加革命各个阶段的历史图像记录，是一部壮丽的革命史：有在高山峻岭下身着将领*装的照片，有骑马挎枪英姿飒爽的照片，还有和二姨一起穿着*装随解放上海的大*乘船进沪的合影??
第二天一早，匆匆吃完早饭，二姨赶着去上班，表叔看见我摊在桌子上的老照片，赶紧把它们塞进抽屉，哈哈大笑着对我说：“不看了，不看了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！”他嘱咐我，中午赶回来送我去火车站。他一直把我送上火车，火车缓缓启动了，他瘦弱的身躯跟着火车跑了几步，不断朝我挥着手，我靠在车窗前，一直望着表叔，直到再也看不见他。之后我和表叔时常通信，有一次信上我提出想要其中一张照片，这个倔强的老头竟回信告诉我，我走后，他把那些珍贵的照片全部都销毁了，因为荣耀已经是过去式了！这份遗憾和不舍令我数年都无法释怀。
那一别，一晃三年过去了。我环顾着大哥的家，心底涌上悲伤，表叔的春天依旧没有到来，我的亲人们，你们过得可好？
再次见到表叔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，母亲带着大哥的女儿去上海探望二姨，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，写信告诉我休假后先到上海接她，然后再一起回青岛。这一次团聚几乎聚齐了所有的亲人：表叔、二姨、大表兄、小表妹，在我到达上海的第二天，二表兄也从福建回沪探亲。“文革”期间，表叔一家从教授小楼迁至一间废弃的汽车间，那里有一个永远关不上的木框竹条大门，院内堆放着成堆的旧杂物，中间一条土路的尽头，有两间面积很小的汽车间。这个只有两间住房的简陋的新家一下子涌进这么多不速之客，很是尴尬，表叔笑着说他自有办法：男士女士各一间，床铺先保证老人，其次是女士，另外他准备了凉席和棉被，凉席直接铺在土地上，上面再铺上棉被，地铺就搭成了。我们拍手称赞。从小洋楼换到汽车间住，却丝毫没有影响表叔一家人的心情，他们生活得其乐融融。一次，小表妹的朋友带来一架手风琴，演奏完以后，表叔竟抱着手风琴跑到大门外，要求为他拍一张“琴手之照”，艺术家的架势十足。事后他拿着照片对我们说：“这叫鼻子里插葱，装象！”在大家的哄笑中，他的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。
琴手之照
每天傍晚，上班的人回家后，大家便聚在一起说笑聊天，劳累了一天的表叔，兴致勃勃地提着大包小包回来，开始动手给一家人做饭。他手脚并用地忙碌着，哼着小调。做饭的地方特别狭窄，他从不让我们插手，自己包揽全部工作，每天不厌其烦地更换饭菜的花样。表叔最拿手的一道菜是烟熏猪头肉：用柏树枝、糯米冰糖等食材，再辅以香料熏制卤好的猪头肉，肉入口后，香味在齿间层层散发，实乃人间美味。每天的饭菜上桌之后，表叔常常带领着大家畅谈，他们谈马列理论、当前的形势，交流着一些我并不明白的理论和道理……但每天听着我似乎也明白了许多：为何每天被批斗并从事着艰苦体力劳动的表叔和大表兄，依旧活得如此无畏无惧??或许，这就是读书真正的意义所在，这就是信仰的力量！
母亲心疼每天跪在地上接受批斗的大表兄，给他做了两副棉护膝，两边缝上结实的松紧带。她亲手为大表兄戴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，大表兄笑嘻嘻地一边为母亲拭泪，一边学着京剧名角李玉和的姿态，用他那充满磁性、干净洪亮的嗓音唱道：“大姨，有您这副护膝，今天跪在台子上，我是浑身是胆雄赳赳，多谢大姨！”他迈着京剧台步，作势拎着造反派批斗他时戴的纸帽子，雄赳赳地一路杀出家门，母亲边笑边流泪，大表哥的声音也渐行渐远。
几日后，表叔下班回家，夹着一捆旧篷布、凉席，和几根小方木，脸上现出少有的哀伤，他告诉我们，他们的大女婿患肝癌已是晚期，他想要大表姐一家来上海最后一搏。晚饭后他在房间里的角落里，用带回来的材料，搭建了一个约4平方米的临时小屋，挂上布帘，给大表姐和丈夫使用。表叔苍老疲惫的脸上挂着汗水，微驼的身体瘦削得让人心疼，他一直忙碌到深夜……然而，尽管表叔费尽心思，还是没有挽回大姐夫年轻的生命，坚强的表叔在女儿面前数度落泪，一身硬骨的老头哭得像个孩子。
我和母亲打算回家了，但上海到青岛的船票却一票难求，二表兄陪我去码头看了几次无功而返，劝我们继续住下去。表叔得知后请了一天假去码头，当晚一宿未归，第二天中午为我们拿回三张船票。他竟然为购船票四餐汤水未进，拿着船票我嚎啕大哭，他却笑着拍拍我的头：“这孩子，哭什么，赶紧准备行装吧！”临行前他安排大家合影留念，这张照片成为我最珍贵的回忆。母亲建议有两个表兄送行，表叔就不要一起去了，可谁能执拗过这个倔强的老头？我站在轮船上使劲向表叔挥手，那个瘦小却不再挺拔的身影一直站在海边，海风把那头蓬起的、灰白的头发吹得很乱……
一九七九年，已年迈的表叔彻底平反了。九月复出重掌复旦新闻系主任，就职大会上，表叔掷地有声：“强调新闻要讲实话，真实是新闻的生命。”“新闻工作者要做历史记录员，人民的情报员，党的宣传员。”这是他一生的追求。属于他的春天终于来临！他开启了为新闻事业而战的第二次生命，我知道九泉之下的父母也一定会为他高兴的。
工作中（资料照片）
一九七九年夏天，表叔来到青岛。一天接到他的电话，告诉我今晚来家里吃饭，要求我准备绿豆稀饭和苞米饼子。傍晚，他如约而至，饶有兴致地喝了绿豆粥，吃了苞米小甜饼，我还精心为他准备了鲜美可口的小咸鱼，表叔吃得很满足，临走时留下两张翌日他在小礼堂演讲的门票。我去了，还是当年那个礼堂，和一九五六年的场面一样：小礼堂的门前挤满了人，连窗台上也坐满了人，我只身一人想方设法挤了进去。演讲台上65岁的表叔精神矍铄，用他坚定洪亮的声音向听众传播他的新闻论点，台下时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，他的号召力在多年的蹉跎岁月中没有改变。
一九八〇年年底，我接到小表妹大婚的喜讯。想不到，表叔的亲家竟是曾批判过他的一位教授，但豁达的表叔欣然接受，他说：“一代人有一代人不同的思想和信仰，下一代人要比我们这一代人超然很多，这是时代的进步。”在他的祝福下，小表妹夫妇相濡以沫，恩爱一生；一九八一年国家出版《辞海》采用了表叔的提法：“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播”；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四年，表叔先后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科评委成员、博士生导，并任上海新闻学会副会长、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。改革开放后，他重新研究新闻理论，提出了一些新的创见，作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。
一九九四年，表叔已八十岁高龄，我去上海开会时去探望他。他平反后住回了小楼，有一位善良细心的保姆无微不至地照料着他。他坐在轮椅上，语言表达已经不十分清楚了，我强忍泪水半跪在他身边：“表叔，我来看您了。”他对我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慈爱的笑意，那头依旧浓密的白发被打理得干净利索，细细的眼睛幽幽注视着我，我紧握着他历经沧桑却温暖的手，久久不忍放开。
不久，我便收到表叔去世的消息。小楼一别，终成永诀！我仰望长空，表叔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，泪光中他挥着双手在和我道别，“别了，亲爱的表叔！我的父亲母亲在天堂等着您，请捎去我对他们的思念，您的教导我会铭记在心！”
栏目主编：黄玮
本文作者：蔡德
文字编辑：黄玮
